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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江西七年和中國共產黨的自覺自信

 如果不算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之前的經歷,毛澤東從1927年9月領導秋收起義進入江西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離開江西,在江西待了七年多。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我們黨走向成熟、力量不斷壯大的關鍵時期,是我們黨政治、軍事、土地革命、群眾工作全面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毛澤東思想逐步形成的關鍵時期。

  一、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不怕犧牲、不怕失敗、不怕吃苦、不怕吃虧的七年。自覺自信是江西七年革命斗爭的政治品格、精神狀態和文化特征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開始于大革命遭受失敗、中國革命何去何從、黨如何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之時。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自覺和自信成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不倒的旗幟。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不怕犧牲、敢于沖鋒、頑強奮斗的七年。在井岡山時期,紅軍粉碎了敵人的四次“進剿”、三次“會剿”。在蘇區時期,又進行了五次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開始長征。江西革命的這七年,敵我軍事斗爭十分殘酷。井岡山斗爭時期革命烈士近5萬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15744位。井岡山斗爭堅持了兩年零四個月,平均每天犧牲56人。贛南蘇區有烈士數十萬人,其中有名有姓的達10.82萬人,分別占全國、江西省烈士總數的7.5%、43.8%。革命戰爭年代,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25.3萬人。

  后來毛澤東在延安講得很沉重:“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革命先烈們正是有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理想信念、為中華民族求解放的自覺自信,才如此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先烈的血沒有白流,他們的自覺自信喚起了人民的自覺自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失敗、敢于探索、持續奮斗的七年。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9年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下山,于12月和次年2月分別召開了古田會議、二七會議,在黨和紅軍的建設、土地革命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1930年初,堅持了兩年零四個月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丟失后,毛澤東率領紅軍沿著井岡山道路,又開始了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人民政權的偉大斗爭。在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后,贛西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吃苦、敢于堅守、艱苦奮斗的七年。這七年,敵軍圍困萬千重,形勢十分險惡,條件十分艱苦。井岡山斗爭時期,每天每人只有五分錢的伙食費,還是“難乎為繼”,“好在苦慣了”。瑞金時期,蘇區干部沒有薪水。但是,廣大黨員、紅軍指戰員艱苦奮斗,“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從軍長到伙夫,官兵平等;蘇區干部好作風,不要公家伙食費,自帶干糧來辦公。領袖和干部率先垂范。毛澤東經常晚上工作,按規定可點三根燈芯,可他始終只點一根燈芯。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至今保留一冊記載毛澤東交納伙食費的賬本,展示了那個年代共產黨人的品格與作風。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吃虧、敢于擔當、無私奮斗的七年。毛澤東在這七年中,特別是在1931年的贛南會議、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屢受批評甚至被解除職務,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毛澤東回憶說,“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但毛澤東一貫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相忍為黨,每次蒙受冤屈、受到錯誤批判、處分免職時,都是“服從組織”,照常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怨天尤人、從不心灰意冷,總是信仰不變、信念不動、信心不丟。他出席會議,就發表意見,即使自己的正確意見被否定了也不在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組織上服從,意見上保留。周恩來曾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說,“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

  毛澤東在江西的七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兩大課題:思想上,以何種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行動上,從何處入手開展革命。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還要不要革命,這一點沒有問題的,但中國革命“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江西七年的自信,表現在面對教條主義,敢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機械照抄共產國際,更不盲從硬套西方道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實際,在結合上下功夫,在發展中用力氣,在如何建黨、如何建軍、如何開辟中國革命道路上有了一系列的創造創新,闖出了一條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新路。

  毛澤東堅信馬列,堅持原則,堅持真理,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勇于擔當的獻身精神和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正是這種敢于擔當、無私奮斗的自覺,毛澤東的江西七年回應和解答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探索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路徑;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了為人民謀幸福、靠人民干革命的宗旨意識和群眾路線;解決了革命的目的和依靠力量問題;加強了黨的思想、組織和紀律建設,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與創造力;創造了根據地建設、政權建設的豐富經驗,開始了黨在局部執政條件下的能力建設;形成了堅定信念、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解決了革命的精神動力問題。

  二、自信是一個人、階級、政黨、民族自醒自覺后的價值判斷與信心信念。這種信心和自信不是與生俱來的。革命人民的信心來源于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江西七年的自信來源于中國共產黨的自覺

  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廣大黨員、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民族命運的信念、對革命前途的信心,與對毛澤東和對黨的信任是連在一起的。

  毛澤東領導三灣改編時才幾百人,到1934年長征出發時,是8.6萬紅軍出江西。為什么人民群眾就這樣不要命地跟著共產黨?為什么革命隊伍總能從小變大、由弱變強?那些參加紅軍的農民文化程度雖不高,卻知道一件事:“從前是牛馬”,共產黨來了,“現在要做人”。他們認準一個理:跟著領袖毛主席,就能走向勝利。正是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無限信任,井岡山和蘇區人民才有了自信的力量,中國人民精神世界里世代相傳的薪火才能在改變自己和民族命運的革命斗爭中迸發出新的活力和光芒。

  江西七年,毛澤東、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能夠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在中國最落后的農村,把一盤散沙的最窮苦的群眾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讓他們有了覺悟,有了自信,進而匯聚成推翻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磅礴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怎么通過自己的自覺,獲得人民的信任,從而增強了黨員、紅軍和人民群眾的自信呢?

  第一,確立和堅持黨的領導。黨在幼年和紅軍初創時期,黨員、兵員成分復雜,相當比例是農民出身,這就帶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怎么掌握部隊,怎么團結人民,首要的問題和關鍵的前提,是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如果說,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把黨的領導落實到了基層,那么,古田會議決議則解決了黨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問題,解決了軍隊建設的問題,也解決了黨長期在農村領導游擊戰爭、黨員成分又主要是農民的環境下,如何實現黨的領導問題,為以農村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提供了前提條件。正是堅持和加強了黨的領導,井岡山和蘇區的軍民才自覺自信,凝心聚力,成為銅墻鐵壁。

  第二,堅持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打鐵還需自身硬。毛澤東指出: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毛澤東在領導井岡山斗爭和蘇區建設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黨的自身建設,為了把黨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把那些非無產階級出身、有非無產階級思想成分的黨員培養成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做了許多基礎性、開創性的工作。

  首先是用理想信念來教育廣大干部、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也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奮斗的勝利旗幟。毛澤東的江西七年,以堅持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和首要環節,廣大黨員、紅軍和群眾因此而執著信念、忠于理想,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獲得了自信的力量。

  理想信念不會自發產生,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毛澤東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輝著作,總結實踐經驗,揭示革命規律,闡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闡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回答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不斷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黨和紅軍,用理論的亮光照亮中國革命的道路,用真理的力量鑄就堅定的信念。

  毛澤東還狠抓黨和紅軍的組織建設和紀律建設。在井岡山時期提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在《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明確提出:“‘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黨走向非無產階級的道路”。在蘇區時期,嚴格要求蘇區干部的工作紀律與作風,明確了統一的紀律要求。這種嚴密組織體系和鐵的紀律,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創造力,把革命隊伍、人民群眾緊緊凝聚在一起,同仇敵愾地為著革命事業而奮斗。

  第三,不忘初心,以人民為中心。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江西七年的自覺自信,還表現在毛澤東和共產黨始終如一地為了群眾、依靠群眾,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利益為出發點、落腳點。

  實現和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因為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所以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所以,實行土地革命,是農民最大的經濟利益。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毛澤東和黨非常重視“打土豪、分田地”,頒布和實施了四部土地法。毛澤東剛到井岡山,就在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于1928年底頒布和實施了《井岡山土地法》。這是我們黨制定的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在歷史上第一次把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權利變成法律條文和現實運動,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后來,又頒布了《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閩西《土地問題決議案》(1929年7月)和《贛西南土地法》(1930年2月),贛南、閩西“分田分地真忙”。隨著土地革命蓬勃深入地開展,人民群眾、紅軍戰士有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成了一個對美好未來滿懷夢想的新天地,成了一片靠奮斗就能實現夢想的好地方。

  建立了人民政權,實現了人民群眾最大的政治利益。毛澤東在江西七年,把開辟革命根據地和建立人民政權作為重中之重。井岡山時期就建立了6個縣級政權和湘贛邊界政權。蘇區時期,更是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1933年,中央紅軍轄有一、三、五、六、七、八、九共7個軍團,總兵力12.7萬余人。中央蘇區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和瑞金直轄縣,擁有60個行政縣,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實行人民民主、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紅軍和人民群眾精神上得到解放。在根據地和蘇區,農村里的封建勢力和陳規陋習、部隊里的舊軍閥作風都一掃而光,連投誠過來的白軍士兵因受民主主義的影響,都變得很勇敢。毛澤東說:“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執政為民的具體實踐。黨和人民政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毛澤東提出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要把人民群眾的土地分配、勞動互助、柴米油鹽問題,……都提到干部工作的議事日程上來。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說得十分具體、詳細。

  政治上經濟上精神上翻了身的人們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蘇維埃政權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農民踴躍參軍。贛南蘇區(含游擊區)當時總人口240萬人,青壯年有50萬,參加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的就達33萬人,參加赤衛隊、擔架隊、慰勞隊、洗衣隊等支前作戰的有60多萬人。瑞金當年24萬人口,有11.3萬人參軍參戰支前。

  正是因為黨總能站在時代前列,代表人民利益,說出人民的心聲,“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中國共產黨總能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特別有力量,井岡山和蘇區軍民的自覺自信也就特別深厚。

  第四,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掌握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中國共產黨總是善于總結,實現黨的理論、思想的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特別有理論品格。實踐上升為理論,理論又指導實踐。我們黨強調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保守、不教條,虛心學習先進經驗,具有反思能力和改革創新精神。所以,不管環境如何變化,黨總能契合時代、引領時代,面對新矛盾,提出新思想、實現新目標。

  第五,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中國共產黨總能把理想愿景具體化,變成實施方案,特別有行動力。黨能提出遠大理想、階段目標、年度安排,并且能執行到位。這讓人民群眾有奔頭、有自信。

  江西七年,毛澤東除了打仗,對調查研究抓得十分緊。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開展過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10多個調查。人們會問:軍事斗爭這么緊急,怎么還鍥而不舍地搞調查研究、抓分田分地呢?這其中的緣由,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說得很明白:就是要制定土地政策,實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對此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不但為制定我們黨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樹立了踐行群眾路線的光輝典范,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在更高層次上闡明了中國革命獨特道路所賴以形成的思想基礎,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命題,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第一次提出了“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這個新的科學概念。這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最初和明確的表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談調查研究》一文中,高度評價毛澤東1930年的尋烏調查,說“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

  第六,始終保持黨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江西七年,無論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袖,還是廣大普通黨員,共產黨人不為名、不為利,講奉獻、講犧牲,起到了政治領導、思想凝聚、價值引領、道德感召的作用。

  長工出身的劉啟耀,當上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為克服經濟困難,一直從家里帶米來辦公。紅軍長征后,劉啟耀因負傷和游擊隊失去了聯系,他保管著一筆黨的經費,可他一文不動,自己卻沿途乞討,到處找黨,走遍了中央蘇區,秘密聯絡了老黨員、老紅軍、老蘇區干部數百人,直到后來找到黨組織,才將保管了3年的經費交給組織。

  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一貫一心為民,一貫理想堅定,一貫自覺自信,一貫奉獻無私,一貫沖鋒在前,一貫嚴于律己,才能在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人民的主心骨,成為堅強領導核心。正是因為我們黨具有這種以黨性為核心的政治品格,占據了道義制高點,一個支部一面旗,一個黨員一盞燈,我們的黨和黨員才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黨的自覺自信也就變成了人民群眾的自覺自信,同時又進一步增添了自身的自覺自信。

  江西七年革命斗爭的基本經驗告訴我們:要實現中國革命目標,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堅定自信,而要堅定對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自信,其關鍵就在于、最后也必然歸結到要信任中國共產黨。

   三、毛澤東的江西七年和中國共產黨的自覺自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對當時實際斗爭中的實踐與思想問題,是一次精彩的回答。

  江西的七年,面對敵人一次比一次兇殘的“圍剿”,面對黨內嚴重的“左”傾錯誤,黨內、紅軍和群眾普遍存在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猶豫懷疑的觀望情緒、束手無措的等待主義、急躁盲動的“左”傾主義、機械教條主義,等等。正是毛澤東和黨的自覺自信,啟發和鼓舞了廣大黨員、戰士、人民群眾,使得中國革命有了強大的政治定力和精神支柱。

  第二,對近代以來的自信丟失和文化自卑,是一次精神反撥和文化重建。

  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產生了自信問題。明朝中葉以來,中國落后了。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落后的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1931年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在古代極其輝煌、近代極其悲慘的歷史際遇中,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就有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的歷史主題、歷史脈絡和基本追求,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認識、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

  但實現民族復興,有一個民族自信的問題。近代以來不斷挨打和屢戰屢敗的歷史,給中國人帶來什么樣的心理影響呢?一是殊死反抗、以命相搏,悲壯大于自信。二是出現了全盤西化和全盤否定的思潮。三是有了急躁上火、火急火燎的情緒。四是有了卑怯認慫、事事不如人的心態。上述種種,都是不自信的表現。

  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人民才有了領路的人。黨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極其自信地站在人民面前,率領中國人民探索前行的路。只有解決了靠什么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中國人民才開始覺醒,有了自信,才有了主心骨、方向感,精神從被動轉向主動,中國革命才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出現了光明的前景。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既肩負著政治使命,也肩負著文化使命。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擔當和文化自覺,廣大黨員干部、紅軍官兵、人民群眾才有了政治覺悟、精神解放、格外自信。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也孕育了黨、紅軍和人民的堅定自信。

  第三,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偉大的開篇,是走向勝利的起點。

  毛澤東的江西七年,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人民群眾、紅軍官兵、廣大黨員那里,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孕育出了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不是綠林好漢、哥們義氣的江湖文化、山寨文化;不是殘兵敗將茍且偷生、得過且過的流寇文化;不是小富即安、井底之蛙、目光短淺的小農文化;不是擁兵自立、割據成王、稱霸一方的舊軍閥新軍閥文化。這是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具有一種以共產黨的黨性為核心、以革命自覺為標識、以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為靈魂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是一種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對歷史的最好紀念,就是在歷史的基礎上,遵循歷史的邏輯創造新的歷史。從井岡山到瑞金,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時期到解放戰爭,從革命、建設到改革時期,我們跟著共產黨走過了風風雨雨,克服了千難萬險,取得了巨大成就?,F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們還要走得更遠,還會遇到艱難險阻,只要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我們就有信心,就能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勝利,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中華民族新的更大奇跡,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系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導、特聘教授)

  (壓題照為井岡山五指峰。本報記者楊繼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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